《我为祖国献石油》#三桶油联合出品！

“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涯。……”

      新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美国对华全面贸易禁运、封锁、制裁逼出来的，这首《我为祖国献石油》正是在那一段历史时期应运而生。而新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历史性飞跃，不仅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石油禁运，还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国际收支，支持了中国在70年代、80年代的大规模技术设备进口，并成为中国外交打开局面的强力武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孤立它，减少它对外部的影响，防备它，遏制它，威胁它，向它的邻国提供援助，并不停地向它施加外部压力，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为转瞬即逝的现象。”1958年7月9日《美国国务院简报》刊登的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这段话，充分体现了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起，在美国外交系统内部博弈中胜出的反华反共指导思想：通过全方位外部封锁，最终颠覆新生的中国红色政权，制约中国发展，使得中国成为美国俯首帖耳的走卒跟班，而不是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大国。在上述反华反共指导思想下，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当时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遥遥领先的超级大国美国要打击已经积贫积弱上百年的农业国中国，贸易禁运、经济封锁是最为直接便利武器，而石油禁运又是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武库中杀伤力最大的“重炮”之一。石油号称是“现代工业的血液”，而中国很晚才引进、建立近代石油工业，国内石油产品消费长期高度依赖进口，以至于现代石油产品长期被称作“洋油”。在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中国原油产量不过12.1万吨，能够生产的石油产品仅有寥寥12种，90%以上的石油产品依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对华实施石油产品禁运的打击效果显而易见，美国也充分地运用了这一手段。     1949年1月20日，艾奇逊就任美国国务卿之后，下令美国国务院起草了NSC34/2和NSC41两份对华政策新文件，基于中国共产党即将赢得全国政权的预计，开始管制对华贸易，规定所有对华出口均须经商务部颁发许可证，以便美国政府根据战略考虑予以批准或禁止。结果，1949年美国对华出口从上年的2.734亿美元锐减七成至8260万美元，其中对华汽车用油出口减少94%，煤油对华出口减少99%，柴油、工业润滑油及其它燃料油对华出口减少93%。1950年1月起，美国商务部停止发放大多数精炼油的对华出口许可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迅即大幅度扩大对华出口管制范围，将原本针对苏联、东欧国家实施的贸易管制原则运用于中国，尤其是扩大管制对华石油产品出口。6月29日，美国国务院通知英国驻美使馆，称美国已通知其在华石油公司停止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停止洽谈新的石油产品供货合同，要求英国通知其在华公司采取同样的行动。由于当时西半球之外全世界原油年产量超过百万吨的国家只有10个，其中就有埃及、文莱、巴林、伊朗、伊拉克、科威特等6个国家实质上是英国保护国，美国拉英国入伙实施对华石油禁运，影响重大。翌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全面停止签发运往中国的1B类产品许可证，同时向欧洲、东南亚及南美有关国家施加压力，逼迫他们参加对华石油产品禁运。7月20日，美国商务部撤销已经批准对华出口的“特种许可证”，中美双边贸易开始断崖式下降。此时，距毛泽东下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8日）还有两个半月以上，离志愿军渡江入朝（10月19日）还有近3个月。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连续获胜之后，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贸易禁运。1950年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将对华出口管制从“Y”组移至“Z”组，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输往中国大陆及港澳的所有货物均需经过甄别，取消对华出口商品的常规许可证制度，采取逐项发放许可证的办法，美国对华全面经济战就此打响。到12月中旬，中美经贸关系全面进入冰封状态，直至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之后，美国方才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荡气回肠的石油突围“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意图通过全面经济封锁扼杀新中国的势力确实没有低估自己的实力，但他们低估了在爱国热情激励下并得到良好组织的中国人民的能力，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勇气、才智、奉献与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封锁、遏制压力，更使得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王进喜的铁人精神、杨拯陆的壮烈牺牲大放光芒。      从勘探开采到加工，整个新中国石油天然气工业就是在如此艰难的形势、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起步，在不太长时间里就取得了长足发展，即便在此期间的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困难也没有对其造成多少实际冲击。在原油天然气勘探开采领域，我国在开国后第一个十年内就相继发现了一系列大型油气田，通过强行军的“会战”方式在较短时间内投产，从而较快解决了我们的原油资源问题：1956年，发现克拉玛依油田和川东、川南天然气区。1953—1959年间，先后开发建设了克拉玛依油田、冷湖油田和四川油气田，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石油产量大幅度提高。1959年9月26日，中国石油工业迎来历史性的勘探发现，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大庆高台子油田就此勘探发现。1960年3月，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会战全面启动，“铁人”王进喜和他的战友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3年时间就拿下了大油田，一举甩掉了中国的“贫油国”帽子。      1964年，开发了山东胜利、天津大港两个油田，开辟了渤海湾勘探新领域。……在炼油和石油化工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修复、改造原有炼油厂，一方面建设了一批新炼油厂，炼油工业大发展，1960—1971年先后建设了茂名、大庆等七个大型炼油厂。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原油及石油产品产量一路上升：建国翌年，原油产量就猛增2/3，至20万吨；1956年，首次突破百万吨，达到116万吨；1958年，首次突破200万吨，达到226万吨；1959年，首次突破300万吨，达到373万吨，比上年增长65%；1960年，原油产量一次突破年产200万吨、500万吨两大关口，达到520万吨，比上年猛增39%；……1965年，中国原油产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到1131万吨，比上年（848万吨）增长33%，是1949年的93.5倍，天然气产量从1949年的700万立方米上升至11.00亿立方米；石油炼制工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首次实现原油及石油产品全部自给。炼油行业产品品种也从1949年的12种发展到494种，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等工艺和催化剂、添加剂制造等已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至此，美国发动的对华石油禁运彻底破产。从“贫油国”到石油生产大国在首次实现原油及石油产品全部自给之后，中国石油工业乘胜奋进，石油产业非但不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卡脖子”的环节，而且成长为我国出口创汇、支持设备进口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生力军，还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外交工作打开局面。一方面，1949—1979年间，除1967年一年之外，我国原油产量年年递增，1979年达到1.0615亿吨的高峰；另一方面，我国炼油和石化产业持续扩产升级。1970年，我国原油产量3065万吨，原油加工能力达到4402万吨，加工原油2768.5万吨，生产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总量1362.3万吨。这样，在1971年美国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时，中国石油工业已经做好了大规模进军国际市场的准备。      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每桶标准原油价格一夜之间就从2.18美元提高到5.12美元，随后一路上涨到1979年末的27美元（欧佩克定价），成为我国石油出口量大增、出口收入成倍暴涨的天赐良机，泰国、日本等一批国家相继找上门来，寻求获取中国石油供应。到1998年，我国累计出口原油46093万吨、石油产品12175万吨，创汇851亿美元，相当于尼克松访华的1972年中国出口总额（34.4亿美元）的24.7倍。到全面改革开放启动的1978年，我国当年原油产量1.0405亿吨，从建国初的“贫油国”跃居世界第八石油生产大国；原油加工能力达到9291万吨，是1949年的546倍；原油加工量7069.1万吨，是1949年的609倍；生产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总量3352.2万吨，是1949年的838倍；石油产品品种达到656种，是1949年的55倍。石油工业的发展，为其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来看，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原油勘探开发与石油化工产业共同发展的道路，不仅支持了制造业的发展，而且中国石油化学工业本身就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地位稳固的第一制造业大国，对比那些石油资源禀赋比中国更好、但沉溺于分光吃尽资源收入、从而深陷“资源诅咒”不能自拔的国家，不难看出中国选择的这条道路虽然艰难，但何其正确。      作为工业化急剧进步的结果，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转为木材、粮食、原油等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现在，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2020年原油进口量高达5.4239亿吨；国内原油产量也在2015年达到2.1456亿吨高峰后开始下降，2020年产量1.9477亿吨，相当于进口量的36%。这不是中国石油工业退步，而是中国石油工业、整个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和经济体系中地位上升的表现。腾飞背后，英烈之光闪耀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与腾飞建立在千千万万石油人的勇气、才智、奉献与自我牺牲精神之上，他们为此奉献的不仅仅是青春、汗水，还有血泪和生命。

     杨拯陆烈士是杨虎城将军的五女儿，1936年3月12日生于西安。杨虎城将军因是年底共同发动西安事变而被迫“出国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将军请缨回国抗日，下飞机后即被秘密关押，解放前夕遇害；杨虎城将军夫人、杨拯陆母亲谢葆真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涯，1947年含恨死于重庆杨家山监狱。因此，杨拯陆自幼由外婆抚养长大。        解放后，杨拯陆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3年考入西北大学二年制专修班，在校期间担任团支部书记，1954年光荣入党。她写的文章《我要作一名祖国工业化的尖兵》刊登在了《陕西日报》上，并在毕业时主动要求分配到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工作。杨拯陆到新疆石油勘探局工作后不久，就担任地质勘探队117队队长，是当时唯一的女队长。1958年，杨拯陆带领勘探队员完成准噶尔盆地东部克拉美丽探区1950平方公里区域的地质详查，专家验收评为质量全优，为进一步探明大油田奠定了基础。同年9月，为了完成哈密三塘湖地区普查的新任务，原计划举办婚礼的杨拯陆主动推迟了婚期。9月25日，在完成10200平方公里普查地质面积后，杨拯陆和技术员张广智在做收尾工作途中遭遇强寒流暴风雪，在石油探区不幸遇难。暴风雪过后，当人们找到两人遗体时，发现地质勘探资料被杨拯陆紧紧抱在胸前，一页不少。难以想象，一个人要何等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到这一点。“党的优秀儿女，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坚强不屈的模范共产党员”，这些称号她当之无愧。杨拯陆的青春在22岁划上了休止符，她的骨灰安放在西安南郊烈士陵园。这些石油英烈舍生取义的壮烈，足以与历代先烈媲美，他们的英灵光芒永远闪耀中国石油工业。正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向我们英勇伟大的先辈致敬！